锡安情结探源

锡安情结探源

黄福武
（山东大学《犹太研究》第一期）

　　内容提要：犹太人的复国愿望即“锡安情结”是一种对国破家亡这一既定现实的自然反应，早在公元前的“巴比伦之囚”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本文以《圣经》文字、考古事实和学术成果为依据，以古代迦南到现代巴勒斯坦、古代希伯来人到现代犹太人这两条历史演化的主线，重点分析了犹太人锡安情结的产生、不断强化直到最终得以实现的心路历程和历史进程，从而用事实证明了犹太人“回归家园”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权利。犹太人的流散早在现代人类文明尚未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堪称有史以来最深重、最漫长的人类悲剧。但是，锡安情结，这种在第一圣殿时期就已经萌发，在失国流亡他乡的岁月里逐渐强化的朴素的“回家”情感，终于发展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并导致了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

关键词：犹太复国主义、锡安情节、犹太教、以色列

作者：黄福武，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巴勒斯坦可称得上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历来被三大世界性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奉为自己的宗教圣地。这是因为，对于犹太教来说，这里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和犹太人最早的定居之所；对于基督教来说，这里是耶稣诞生、受难及其众门徒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而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凡是先知穆罕默德足迹所到之处都是神圣的。与这块土地联系最为密切的犹太人，又以其特有的“主人”意识即锡安情结为它增添了神秘并且带有几分悲壮的色彩，并因而引起了全世界更多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一块神圣的土地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却演绎了一场最深重、最漫长的人类悲剧。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他们早在人类现代文明尚未出现之前就失家亡国、背井离乡。但是，在经历了近2000年的“流浪”之后，锡安主义，这种在第一圣殿被毁后就已经萌发，在失国流亡他乡的岁月里逐渐强化的朴素的“回乡”情感，在19世纪中叶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之后，终于奇迹般地在20世纪中叶结出了硕果。“这个不屈不挠的民族从最深重的灾难废墟上站立了起来，在最危急的关头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复国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个现代的以色列国诞生了。

　　然而，犹太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回到巴勒斯坦？他们的复国之路为什么这般艰难？犹太人用自己的汗水、泪水和血水书写了一部近乎离奇的历史，这就注定了这个民族的心路历程不可能是平淡无奇的，而对这种锡安情结的解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探险。正如阿巴?埃班所说：

　　犹太人的历史，无论哪一个阶段都显得特殊，甚至与现有的历史法则相矛盾。因此，决不能用一种已知的比较方法去把握。……如果不经常追溯过去，那就不仅不能理解而且也不能阐明犹太人的现在。犹太民族不同于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在揭示其存在与活动背景时，不论是涉及散居异乡的犹太人还是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以色列，都必须经常联系它的早期历史。虽然早已有人叙述和描写过犹太人走过的道路，但是人们仍然面临着一个百思不解的秘密。在这里，我想起了基尔凯戈尔的一句话：生活始终朝着未来，而悟性则经常向着过去。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和领悟犹太秘密。”这个“秘密”当然是指犹太资产阶级的世俗基础——资本积累，因为犹太人曾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利的犹太人，却决定着全欧的命运”。然而，要了解犹太人“心底”的秘密即独特而神圣的“锡安情结”，却只能到犹太人的历史和宗教去寻找答案。

1．“应许之地”——精神的家园

（1）流奶与蜜之地

　　犹太民族发端于巴勒斯坦，其历史、宗教与文化深深根植于这一地区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之中。巴勒斯坦古称迦南，被犹太人奉为上帝的“应许之地”，这是源自《圣经》中的说法。《圣经》中多处提到迦南，并称之为“流奶与蜜之地”。在《以西结书》中，曾有“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的说法。传说当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即将进入迦南时，上帝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而当上帝选召摩西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也曾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圣经》中的佐证终归是犹太人自己的传奇（至多是传说），至于上帝的“应许”之言，现代人是不可能采信的，但犹太人是最早在迦南立国（大卫王国）的民族，却是历史的真实。

　　其实，所谓“流奶与蜜之地”的说法只不过是神话和后来的附会，只能视为“民”对“主”（上帝）的一种崇拜和敬畏。也许这里的地理环境适于一个游牧民族的生存，但无论如何沙漠和丘陵地带并不是现代人所向往的立国之地，与当时文明而发达的尼罗河三角洲或两河流域更是无法相比。当然，犹太人来自比迦南更为荒凉的沙漠地区，靠流浪寻找生机的游牧民族称之为“流奶与蜜之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较之一望无际的大漠，这里既有可耕之田，也有放牧之地，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边际性更适于犹太人的另一种天赋即经商。因为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有两处出海口，这对于人类早期的流动和贸易也的确算是得天独厚了。

（2）生命的“新月”

　　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带着家人第一次来到迦南，但却未在当地定居下来，也未四处游牧，而是来往于耶路撒冷、希伯伦、比尔谢巴等城市与沙漠的水源之间，实际上参与了贩运香料和药材的商业活动。迦南的重要性还远不止于此，请看埃班的描述：

　　这个地方被历史学家称为肥沃的新月。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误解，因为这里到处是沙丘和岩石，只是其间点缀着一些绿洲。然而在古代，这里却是往来辐辏之所，众多的民族、军队、游牧部落、商人和商队都从这里川流而过。在当时和后来，肥沃的新月不仅是买卖商品的市场，而且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地方。在这里，一些主张和观点经过加工提炼又以新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按照如今的说法，即巴勒斯坦位于亚欧非三洲要冲，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枢纽、桥梁、前沿、中介和缓冲作用。

　　希伯来人在迁移活动中，沿着约旦河搭帐而居。《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向当地人买田的记述，如亚伯拉罕为死去的撒拉向赫人购买墓地，而那个被神改名为“以色列”的雅各也曾为搭建帐篷而买下了一块地。希伯来人最初得到的这些田地无疑是其族人后来定居迦南的一个象征和标志，说明他们是以“外来人”的身份获得居住权的。而这些神话故事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希伯来人早期的民族地位和处境，即希伯来人的“故土”是在迁移过程中从外族得到的。对《圣经》中有关买地的记述，不应仅仅看成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讲述了一个土地转让的过程。这种以购买而非武力的方式取得土地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犹太方式，并形成了一种传统。直到现代以色列建国之前的五次阿利亚，同样是以大规模购置土地建立定居点的方式为复国奠定了物质和地理基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犹太人自古以来对巴勒斯坦的“征服”和占有，从现代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3）民族的摇篮

　　按照一般的历史观点，可以认为种族（race）起源于部落（tribe），而国家（nation）则起源于民族（people,nation）。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种族或者说部落之间的纷争与冲突早在希伯来人进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正是在这块土地上，犹太民族从一个游牧氏族发展为定居的部落，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并最终建立起最早的统一国家。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在这一时期，位于古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迦南及其邻近地区在战乱之中经历了重大而意义深远的变迁，原来已得到充分发展的早期青铜时代的文明不断衰落，从而使得这一地区经济崩溃、城邦解体、居民流散，人口分布和社会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居无定所的希伯来人终于在这里获得了立足生存的机缘。但是，在经历了“出埃及”以及与非利士人的战争等重大挫折之后，希伯来人要在这一地区建立强大统一的王国也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在追求王国之梦的过程中，这一地区始终在上演着一幕幕争斗的戏剧。“巴勒斯坦”一词源自“非利士”，或许正是因为非利士人是希伯来民族早期立国的主要敌人与竞争对手吧。

　　作为以色列国最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用希伯来文写成并由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宣读的《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以色列故土是犹太民族的发祥地。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以形成；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曾过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撰写了《圣经》，并把它奉献给了世界。

　　正是基于这一点，历代犹太人始终把巴勒斯坦视为自己的民族摇篮，视为复国的历史和地理依据。他们秉承上帝的“应许”和祖先的“遗训”，念念不忘自己的故土，并在经过漫长的流散之后矢志复国，这也许应视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2．统一王国——回归的根基

　　对于希伯来人来说，迦南是他们定居的最早的故土，但它只是一块因“应许”而得到的土地，一块在精神上占有而在事实上并未完全占有的土地。加上这个地区民族分布和地理环境复杂，早期的希伯来人在定居迦南之前，主要生活在沙漠和沙漠边缘地区，进入迦南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仍然如此。但是，随着从游牧到定居、从部落到民族、从城邦到国家的演变，希伯来人也变成了一个统一王国的臣民——犹太人。

　　关于希伯来人的起源，《圣经》中有比较全面的记述，其主要事件与脉络同现有的考古发现基本吻合。希伯来人根据上帝的“应许”，结束了长期的游牧生活而在迦南定居下来，这只是犹太人为自己在自然环境中的“适者生存”寻找的一处生息之地，并以《圣经》的记述予以权威的认定。当然，这种“神授说”是与“神选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理应或者说只能在上帝“应许”的土地上生存繁衍。然而，巴勒斯坦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也是这个民族选择这里作为定居、立国，直至复国的重要原因。早期的希伯来人在这一地区流浪（或者说考察）多年，并远及周边地区（如埃及），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定居地，倒有点“阅尽沧桑，只恋一隅”的意味。也许从亚伯拉罕买下第一块土地之后，他的后裔就再也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确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地离开这个地方。

　　（1）“越河而来”——希伯来人

　　“希伯来”一词的原意为“越过河来的人”，是指他们越过幼发拉底河而进入迦南。这是迦南一带对希伯来人的称呼，把他们看作“外来户”，虽然不算侮辱，带点轻蔑是很自然的。传说希伯来人的发源地在两河流域的南部，即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公元前21世纪，古代巴比伦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当时，亚伯拉罕的祖先即闪族人就居住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吾珥。据《圣经》记载，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地方”就是迦南。于是，亚伯拉罕率族人从吾珥出发，渡过幼发拉底河西迁，经过长途辗转跋涉，终于来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希伯来人踏上迦南土地之后，虽不曾立国，但却成为这个民族的根基，并由此繁衍开来，成为现代犹太人的祖先和母语的符号。

其实，希伯来一词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圣经》中曾多次提到在埃及的约瑟、摩西是希伯来人，以强调与当地人的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既揭示了犹太民族的历史渊源和进化背景，也使得后来的犹太人始终把自己视为上帝的“特选子民”。然而，这种民族意识上的优越感却不仅使使他们沦为特异的“他类”，同时也使他们面临着漫长而悲凉的流亡之路。

　　（2）“与神角力”——以色列人

　　在希伯来语中，“以色列”一词意为“与上帝摔跤”。典出自《圣经》：族长雅各曾与化身为人的上帝摔跤，“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的12个儿子繁衍发展成为12个支派（部落），但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沿用了其父的名字，称为以色列民族。后来为了对付非利士人，各部落联合起来，部落联盟开始向统一王国转化。以色列民族的第一位国王是扫罗，之后大卫彻底击溃非利士人，统一各部落，建都于耶路撒冷，史称以色列王国（约公元前1000年）。立国之后，其子所罗门在位长达40年（公元前961-922年），被誉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所罗门主持修建了作为民族和宗教统一象征的第一圣殿，并于公元前953年落成启用，标志着“第一圣殿时期”的开始。自此，耶路撒冷被冠以“锡安”和“大卫城”的美称，成为以色列民族统一王国的宗教、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是这个民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后来“以色列”不仅作为现代犹太人复国的地理基础和精神家园，而且成为现代以色列国的正式名称。

　　勿庸讳言，“与神角力”的传说有着深刻的政治寓意，借此暗示希伯来人尽管是“外来的”和“后来的”，但在当时已经或正在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强者”。既然“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作为“主人”而拥有这块土地。在当时，所谓迦南人一直是当地混合杂居的诸多民族的统称，希伯来人在“角力”的竞争中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王国，他们本身也因此而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角色转换，成了一代王朝的臣民——以色列人。不管是大卫的以色列还是现代的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看作是一种“得胜者”的称谓。

　　（3）一脉相承——犹太人

　　公元前933年，统一王国分裂，北方10支派组成北国以色列，南方的犹大支派与便雅悯支派组成南国犹大。公元前722年，北国为亚述所灭，10个支派或流散异邦，或为外族同化，史称“失踪的10个支派”。据《圣经》记载，雅各弥留之际在预言其后裔的未来时曾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敌人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万民都必归顺。”这就借雅各之口预言了犹大支派的兴盛与延续，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犹太人的祖先。也就是说，南方的犹太王国主要以大卫家族为主，仍然保留了原先的民族特征，故后世的犹太人一般都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并尊大卫为犹太人的先王。

　　后来，拥有高度自主权的犹大国被西方的入侵者称为“犹太人之邦”，即犹地亚，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对这块帝国的领地，罗马皇帝仍然担心那里的“犹太性”会有所发展，故而采取了一项看来是表面的但却具有实质意义的措施：

　　或许，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称谓上的改变。在柯赫巴起义前后（具体时间不详），皇帝哈德良把这个行省的名字由犹地亚改为巴勒斯坦——很显然，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忘记这块土地与犹大国民之间的联系。

　　正是这一看起来也许是不经意的命令恰恰说明了犹太人在文化主流和种族渊源上的继承性，反而提醒了人们：这块土地与犹太民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据考，“犹太人”（Jew）同样来自希伯来文“犹大”（Judah）一词的希腊文与拉丁文译名，最初只是希腊、罗马人对犹太人的蔑称，后逐渐为世界通用，失去贬义，凡以色列民族留存下来的后代均称为“犹太人”。于是犹太人与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一脉相承，沿用至今，成为对这个民族的统称。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犹太人的复国情结正是源于这种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是这个民族现代复国理论的人类学和地理学依据。希伯来人在亚伯拉罕的率领下第一次踏上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成为犹太人扎根、繁衍的原始根基与标志；大卫建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以色列统一王国，从而为这个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实体性的基础，同时也为犹太人回乡复国勾勒出明确的地理版图；而犹太人在犹大国继承和培育的民族文化与宗教情感，则成为后来的犹太民族的发展基点，并进而为书写近现代犹太民族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3．流浪远方

　　在犹太史上，自所罗门时期最后的统一王国分裂之后，在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前就再也未能重现往日的辉煌。巴勒斯坦地区由于在地理上处于各大国和主流文明的边界，因而成为历代大国和王朝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但在争夺过程中易手频繁，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仅从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人入侵开始，就先后有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十字军、土耳其人等军事列强轮番入侵，你争我夺，但却从未能建成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对于犹太人来说，面对国亡家破的悲惨境地，爱恨交织，对自己的家园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深感无力、无助和无奈。虽然犹太人曾奋起反抗外侮，先后组织过针对巴比伦入侵、希腊化和罗马统治的斗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167年爆发的“玛喀比起义”，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并重建了圣殿，赢得了哈斯蒙尼王朝的短暂独立，但不久即重新沦入罗马人之手。公元70年和135年，随着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最后两次大起义失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迫逃离巴勒斯坦向世界各地流散，真正开始了长达1800多年的民族流亡史。

　　（1）与生俱来的流浪命运

　　犹太人是一个流浪的民族，其流散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大卫时代以前。这一方面是由于犹太人的天性，而更多的是当时的生存条件和自然环境造成的。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福斯的记述，即使在那时，“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曾接纳过这个种族的成员”。而《圣经》中也曾提及犹太人来自小亚细亚诸多国家以及罗马、克里特岛和阿拉伯半岛。如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据称是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所生之子孟尼利克的后裔，多达数万人，直至1991年5月以色列政府实施“所罗门行动”，使这些法拉沙人回到了家乡以色列。早期流散的大量犹太人并不能完全归入自然移民之列，有的是作为战俘被掳为奴，有的是由于异族皈依犹太教而成为犹太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法拉沙人就认为他们的祖先是陪同孟尼利克带着约柜来到埃塞俄比亚的古以色列人。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犹太人的流散并不是第二圣殿被毁之后才开始的。请看塞西尔·罗斯所描写的一个场景：

　　在罗马，他们（犹太人）的人数是如此众多，以至于当公元前59年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为弗腊克斯（小亚细亚的前巡抚官，他曾私吞了由当地社区为维护耶路撒冷的圣殿而筹集的大笔钱财）辩护时曾说，他十分怀疑法庭是否被蜂拥而至现场旁听的犹太人群吓怕了。

　　犹太人在早期的流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犹太人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独立国家地位时尚且如此，那么可以想象当他们面对国破家亡的灭顶之灾时，这种流散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后来，犹太人在失去祖国之后逐渐赢得了一个代称，即“Displaced Persons”（被替代的人），这正是犹太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2）第一圣殿被毁——“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59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兵围困耶路撒冷，掳获犹大王约雅斤及其家族，将宫廷上层人士、官兵以及技术人员等万余人作为战俘遣送到巴比伦。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队再次攻陷耶路撒冷圣城，摧毁并劫掠圣殿，把圣殿中的物器和上层富裕的居民掳往巴比伦。公元前581年，又有犹大国民700余人被掳往巴比伦。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被毁标志着犹大国的灭亡，犹太人前后三次被掳史称“巴比伦之囚”。这是一次真正的流放，而后用来泛指犹太人流散状态的“Diaspora”就曾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个专用名词。虽然巴比伦帝国对犹太人的政策比亚述帝国要宽容得多，但“巴比伦之囚”经历了国破、家亡、殿毁之后，民族和宗教感情遭受了极度的折磨。《圣经》中生动地记述了他们怀念家乡、不甘受辱以及心灵忏悔的忧伤情绪：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叫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罢！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这种伤感的情绪是犹太民族真实处境的反映，同时也表达了他们渴望回归“应许之地”的强烈情感。

　　犹太人虽然失去了圣殿，在异乡为囚，但他们却把这次流放看成是一次磨炼、自新的机会。犹太信仰开始改变了传统的实体性表现形式，用面向圣殿祈祷的方式接近上帝，从而代替了圣殿祭祀中心的神学传统。在经历了流放初期的阵痛与惶惑之后，这些囚虏在先知的指导下聚集起来，并逐渐发展成为犹太教正规的崇拜形式和组织——集学习、研究、祈祷与崇拜为一体犹太圣堂活动。这样，“巴比伦之囚”不仅成功地保留了其民族传统，而且由于融合了巴比伦的先进文化，加之对本民族历史命运的反思，使得犹太神学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形成了独特的巴比伦犹太传统，并为后来的大流散积累了生存经验，而锡安情结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萌发和强烈爆发。

　　（3）第二圣殿被毁——世界性大流散

　　公元70年，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罗马士兵抢劫一空后夷为平地。犹太祭司、撒都该派和奋锐党人遭受沉重打击后一蹶不振，只有不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法利赛派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外地，流散到西部沿海从事研习犹太律法、维护宗教生活的活动。大量的犹太人被迫流散到欧洲，进而流散到世界各地。但是，随着他们流浪的足迹越来越远，区域越来越广，他们对圣地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由于长年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益趋强烈。对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犹太历的阿布月初九永远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圣殿曾两度被毁。圣殿代表了耶路撒冷，象征着“应许之地”巴勒斯坦。在客居异乡的漫长岁月里，这种锡安情结无疑是回归家园的动力之源、复国再生的希望之火，成为一代代犹太人寄托哀思、憧憬未来、诉说心灵的精神“约柜”。

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犹太人虽然只能在奔波中生存、在屈辱中祈祷，但他们也在利用一切机会研读祖先的宗教经典，以继承自己的文化，发扬自己的传统，并作为接近上帝、充实自我的精神慰藉。仅以波兰犹太人为例：

　　每一个犹太公会都设有《塔木德》研究院，研究院的院长享有丰厚的薪金，所以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院的工作，并把研究当作自己惟一的职业；一年到头，他除了从书房去祈祷室外，从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专注于《塔木德》的研究。……在整个波兰王国，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学习《托拉》，要么户主本人就是学者，要么他的儿子或女婿常年地投身于学习，最起码户主也要赞助一位青年学生，有时甚至在一个家庭中同时出现如上情况……

　　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知识百姓”。这种执著的精神追求宛若生命航程中的灯塔，照亮了犹太人的回归之路，使他们更加怀念和亲近自己古老的家园，在他们净化的心灵中凝成了一个越来越化不开的锡安情结。

　　（4）“上帝的弃儿”

　　“上帝的子民”反而成了真正的“弃儿”。对这些背井离乡的犹太人来说，复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在流亡的道路上，他们经历了人类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尤其是在欧洲，由于他们在宗教习俗、民族意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独特性，犹太人为基督徒所不容。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欧洲，这些上帝的“特选子民”受尽了宗教迫害、种族歧视、人格侮辱和人身侵害，而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一幕。

　　犹太人除了饱受宗教迫害（如宗教裁判所、血祭诽谤和不公平论争，手段有改教所、公开审判、火刑柱直至集体死刑）的精神与肉体折磨之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身份问题。他们被迫居住在划定的犹太区即“隔都”之中，没有人身自由和从业自由，随时都有被驱逐的危险，命运完全掌握在居住地的行政当局手中。由于犹太人的理财禀赋，他们甚至成为某些城市的生财工具，需要时则请进来，满足后则赶出去。例如在德国：

　　小镇希尔兹海姆可以被看作犹太社区的一个典型。犹太人最早于1347年就定居在这个地方。1349年，黑热病肆虐，犹太人绝迹；1351年，该城重建了犹太社区，但没过几年就遭到驱逐；1520年，犹太人被重新接纳回来，但在1542年再次被驱逐；1585-1587年间，犹太人被“选帝侯”市政议会召回并给予保护，但1595年又被逐出；1601年又被允许回来，但1609年因被指控引发瘟疫而被撵走；此后不久又被召回，1660年再次被逐；最后于1662年才被允许定居下来。

　　因而，犹太人不得不逃往南美、非洲和东方。许多犹太人或被异族同化，或被迫改宗成为“马兰诺”（地下犹太人），一些犹太社区消失了。然而，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犹太人心中的复国之火并没有熄灭。正如拉比耶希尔所说：

　　《塔木德》的存在已经远在1500年以上。……但是，我们宁死也不会放弃《塔木德》，因为它是我们心中的珍爱之物。即使您决定在法兰西焚毁《塔木德》，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是有人要学习研究它，因为我们犹太人流散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肉体也许掌握在您的手里，但我们的灵魂却没有。

　　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饱受非人折磨的犹太人仍然始终把“锡安山”视为民族统一的象征和精神文化的中心，一直在渴望着回到上帝的那片“应许之地”。不管是身处中世纪的“隔都”之中，还是拥挤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里；不管是跋涉在逃亡的路上，还是在旧货店里或叫卖的途中；不管是在被推上火刑柱之前，还是在银行家的宝座上，他们都念念不忘自己心中的“应许之地”。他们每天都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祈祷三次，以表达自己“回家”的心声；他们在建造房屋时，总要留出一部分不加装饰，以便用来纪念尚未建设好的耶路撒冷；他们在举行婚礼时，总要打碎一只杯子，借以提醒人们在圣殿未修复之前不宜寻欢作乐；犹太人死后，总是要设法从圣地装一小袋泥土安放在墓穴里作为象征，以表示他最后安息在圣洁的土地上；在每一次祈祷时，他们总忘不了这样的祝福：“来年返回耶路撒冷。”

　　有一篇古老的史志，讲述了一个犹太人连同自己的家人一起被赶出了西班牙。他一贫如洗地在海上漂泊，后来连仅剩的一点财产也失掉了。当着他的面，他的妻子在遭到强暴后被强行掳走。最后，他的孩子们也被强盗抓去了。“然后，”书中讲道，“那个犹太人站了起来，把双手伸向苍天喊着：万能的主啊！您已经对我做了这么多，要让我放弃我的信仰。但您就放心吧，尽管有些人高高在上，但我现在仍然是一个犹太人，并且我将永远是一个犹太人。”这是典型的犹太民族的性格：虽然被打败，但永远不会被打垮。但他倔强地拒绝承认至上的武力征服，而当中世纪最大的悲剧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时，不管是出于冥顽不化，还是出于深信不疑，他们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崇高信仰。

　　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并没有落空，因为上帝并没有忘掉他的子民，复国的愿望随着自我准备和外部条件的成熟即将变为现实。

4．“应许之地”的召唤

　　如前所述，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早在犹太民族第一次失去家园后的古代即第一圣殿被毁后就已经产生，当时只是失国流亡的犹太人在异国他乡产生的一种朴素的回乡观。但当这种回乡观与犹太人的宇宙观——在救世主降临时得到解放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时，便成为犹太人所特有的一种人生观——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并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活。17世纪以后，犹太人的复国信念开始见诸文字，并得到广泛传播，但这种号召重建犹太国家的怀旧著作和文章在19世纪中叶之前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然而，当犹太人走出《圣经》神话（或者说阴影）的困扰之后，逐渐走上了理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一场真正的复国斗争开始了。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这种从情感上升为理论并最终付诸实践的必然性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种主要因素：（1）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2）在欧洲各国重新抬头的反犹排犹思潮和迫害事件的反作用；（3）欧洲犹太人民主、自由意识的加强和犹太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4）犹太人传统还乡复国观念的进一步强化。

　　当然，这几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共同为犹太人形成复国理论和计划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国际环境。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民族自由、民族独立、民族平等的意识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日益深入人心。1791年9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率先以国家的名义赋予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使犹太人第一次享有与非犹太公民完全一致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随后，德意志各国也在宪法中废除了犹太人在法律上的“无资格”条款，还公民权于犹太人。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扩展，欧洲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荷兰等国也相继宣布“解放”犹太人。然而，犹太人在法律上的“解放”并没能使得传统的反犹主义失去影响，相反，由于犹太人的所谓“解放”通常是有条件的，加上欧洲政治局势的动荡与反复，犹太人不仅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享受其他民族所享有的平等权利，而且赋予他们的权利通常也只限于经济领域。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反犹主义开始重新抬头，并且得到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种族主义学说的有力支持，致使反犹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1881年，俄国发生了刺杀沙皇亚力山大二世事件，由此引起的屠犹暴行使得大量犹太人被害，而1882年颁布的“五月法令”进一步造成大批犹太人被杀或外逃，影响之烈为中世纪以来所罕见。在反犹主义的影响下，就连首先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的法国也出现了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如1894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案件。

　　与此同时，在民主思想和自由信念的影响下，原先生活在“隔都”中的犹太人，民族、民主意识开始觉醒，并演变为一场日益广泛的自我解放、自我复兴运动。他们再也不能容忍犹太区内那种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要求“现代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民族复兴的愿望更为强烈。在这一时期，犹太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也在迅速增强，他们利用在经济领域得到的权利，凭借犹太人的传统经商和放债优势，在贸易和投资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并一跃成为近代欧洲金融业的霸主，著名的罗思柴尔德犹太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由于许多家族财力雄厚，大量为各国政府贷款，对欧洲政坛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同时也为在巴勒斯购置土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当政治上已经觉醒、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犹太民族面对重新抬头的反犹排犹浪潮时，他们再也不可能像中世纪那样默默忍受非犹太社会对他们的迫害和屠杀。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自我解放之路和要求主权民族地位已成为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一批深受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影响的犹太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开始对犹太民族的前途作认真的思考。他们不仅探讨犹太民族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备受迫害的根源，并且还提出了各种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途径和方法。他们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了犹太民族的传统复国观念，在扬弃其中坐等救世主降临的消极成分的同时，增加了通过犹太人的自身努力获得全民族自我解放的新内容，从而逐步提出并完善了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正如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摩西·赫斯在《罗马和耶路撒冷》这一纲领性著作中所指出的：犹太人问题是当前欧洲“最后一个重大民族问题”，对于一个寄居在其他民族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来说，摆脱反犹主义迫害的惟一办法就是返回以色列，在那里重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这个办法不能依靠救世主的力量，而应通过每个犹太人的自身努力来实现。根据这一思路，在全世界犹太人的不懈努力下，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的方案决议。1948年5月14日，随着英国托管当局总督乘坐的军舰缓缓驶进地中海，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低沉而庄严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上帝的“应许”、先知的预言、民族的千年梦想和每一个犹太人心底的秘密终于变成了现实，一个新的以色列国诞生了。

5．结语

　　犹太人是一个命运多舛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通过这个民族的失国和复国历程可以看到，犹太人又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民族：犹太人恪守旧制和宗教经典，却又不乏改革与进步的热情；崇尚集体主义和民族理想，却创造出一代代具有强烈个性的杰出人物；注重精神世界的完美和修身内省，却又敢于面对现实并善于积累财富，等等，崇高与卑下、神圣与世俗、荣耀与屈辱、智慧与顽劣等矛盾特征不可思议地集于一身。其中的答案只能到犹太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种族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其实，透过这个民族《圣经》加于其身的“神秘”外衣，可以看到，犹太民族是一个充满理性、开放和乐观的民族。犹太人主张个体的奋斗，通过奋斗创造出一个和平、公正和繁荣的社会，而在奋斗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得到升华。这就是所谓的犹太精神，这一精神在犹太人的锡安情结和复国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一个民族将情感与理性、梦想与奋斗精神真正结合在一起时，任何困难和苦难都是可以跨越的，尽管这种困难和苦难持续的时间也许非常漫长。犹太人在失国之后，经历了痛苦与彷徨、梦想与反思、挣扎与奋斗的洗礼，千年的锡安情结终于得到了回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然而，这种锡安情结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赋予了新的内涵：继续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捍卫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权利，揭露和反对反犹主义活动，为自己的国家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