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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不得不说的政治
钟翠花
5月14日，我作为新华社常驻耶路撒冷记者历时两年的生活正式落下帷幕。早晨7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准时从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腾空而起，将那片仍处于冲突旋涡中的土地渐渐地抛在身后。
透过舷窗，我徒劳地寻找着那时而让我心醉神迷、时而又让我心惊肉跳的耶路撒冷的踪影。那个让我在过去700多个日日夜夜投入全部身心的整个世界如今飞快地被缩化成地球一隅，越来越小，并迅速飘到了视线之外。不，那曾经经历过的刀光剑影、喜怒哀乐不是一场虚幻的梦境，而是在以巴大地上演的一场真实的历史剧，那里的人们仍然在随着这剧情的演绎或喜或悲，或期冀着或沮丧着。我离开耶路撒冷前的一幕一幕开始在我的脑海里回放起来……
“不要讨论政治问题”
我的老邻居丽贝卡知道我对耶路撒冷的感情至深，能理解我与圣城以及这里的朋友难分难舍的心情。她讲了很多宽慰我的话，还包括一句最重要的叮咛。那就是，在最后的日子里，尽量不要与当地人谈论政治。
对于被惨烈的流血冲突困扰了近20个月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政治是他们最熟悉却又无能为力的话题。他们每个人都有政治观点要表达，或慷慨陈词、火冒三丈，或哀怨叹息、充满忧伤。记得我初来乍到时，对如何解决以巴争端有自己的见解，并在与当地人交换看法时坦陈己见，自以为公正地在数落着他们彼此的缺点，结果有时害得自己被以色列人说成是“亲巴”、被巴勒斯坦人指责为“亲以”，有点两头不讨好的感觉。两年期间，我可以说听遍了以巴人民，尤其是以色列人的各种政治心声，到我要离开耶路撒冷时，已很难听到新的政治观点了。
丽贝卡让我不要讨论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以巴之间历史积怨太深，远非三言两语能在他们之间摆平是非曲直，其实我早就学会了更多地倾听，而不是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以巴恩怨“剪不断，理还乱”，双方的人民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局势相对平静几天，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准保会看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擦肩而过，走在让人们仍心有余悸的街头。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军通过肉搏战夺取了约旦人控制的东耶路撒冷，东耶的20多万巴勒斯坦人不属于以色列，却被置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冲突爆发前，东耶和西耶的人们相互往来，彼此融合，冲突爆发后，西耶的犹太人担心安全问题不敢轻易涉足巴勒斯坦人聚居的东耶地带，巴勒斯坦则担心受嫌疑不敢贸然前往西耶，处于同一座城市，他们的界限似乎更多是心理层面的。5月10日，丽贝卡陪我去东耶看一个旅游胜地，路上经过巴勒斯坦人的货摊，有卖各种日用品的，有出售蔬菜水果的，种类非常齐全，丽贝卡萌生了想在那里买些蔬菜水果的念头。“我可以吗？”她问我。“应该没问题。有我和你在一起呢。”“让我再好好想想，等回来的时候我再做决定。”
回来的时候，丽贝卡在我的怂恿下开始向巴勒斯坦商贩询问起价格，并开始购买她想要的蔬菜和水果。她长着明显的犹太人面孔，操着英语，巴勒斯坦商贩有时主动和她讲希伯来语，他们丝毫没有敌视和排斥这个来自“交战方”的顾客。丽贝卡越买越开心，说在这里绝对不用担心炸弹袭击。我送她回家的路上，丽贝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这是她几年来第一次到巴勒斯坦人的露天菜市场买菜。“我们双方在交战，而我却到‘敌人’那里去购物，简直不可思议，我回去要好好想想这件事情。”
没有下文的见面会
2000年9月底以巴流血冲突爆发时，我在位于东耶的耶路撒冷老城里认识了30多岁的巴勒斯坦人乌萨马。乌萨马在以色列当局为东耶巴勒斯坦人开办的一所中学做老师，信奉基督教，对以巴冲突的看法较为超脱一些。他认为以巴双方都有不是，并且认为以色列有把和平“强加”给双方的实力。今年4月，我想起来一年多没有和他联系了，我决定请他到我公寓谈谈他的近况。我担心他一个人开车到西耶会遇上麻烦，便主动提出到老城的雅法门去接他。聊天当中，我的以色列朋友哈纳涅打来电话，我把客人的身份告诉了他。哈纳涅表示愿意邀请乌萨马到他家里做客。哈纳涅在电话那头客气地用阿拉伯语与乌萨马寒暄，乌萨马则激动地用希伯来语回应，两人很快敲定在哈纳涅家见面。以巴人民民间对话？我欣然愿意以“观察员”身份同往。
面对我的好奇与惊喜，乌萨马和哈纳涅都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乌萨马说，他拜访过的以色列家庭有好几个;哈纳涅则说，他结交的阿拉伯朋友有一个排。在哈纳涅家，我成了配角，他们不谈政治，只谈兴趣爱好，非常投机。哈纳涅显然有些心理优势，只是不知这优势来自于他做主人还是身为以色列人的身份，乌萨马则显得有些局促。告别时，乌萨马应哈纳涅的要求表示下次见面时要给他带阿拉伯人的甜点。哈纳涅的家建在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乌萨马一点没有为此仇恨哈纳涅，相反，倒对患肾病的哈纳涅充满了同情。遗憾的是，许诺的下次见面从未发生过。年近50岁的哈纳涅因为常年抱病在身，精神状态不佳，对朋友经常发脾气，我的几位以色列朋友听说哈纳涅和乌萨马在我的中介下交往时，力劝我不要再“赞助”这样的民间往来。他们说，万一情绪无常的哈纳涅脾气发作，与乌萨马发生纠纷，在以巴冲突的大背景下，这性质就会非同一般。听到这样的劝说，我退缩了。后来，哈纳涅多次给乌萨马打电话，要求约见他，乌萨马都以我不能出面为由婉拒。我不知道乌萨马在和以色列人的私下交往中是否也有自己特别的谨慎和顾虑。
作为一个饱经病痛折磨的人，哈纳涅深受朋友们的同情。但在我这个中国人眼里，他又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以色列完备的医疗保险制度使他免费享受包括透析、心理咨询和精神分析师治疗等一系列医疗服务。在他抱怨命运对他是何等不公时，我有时会对他说:“哈纳涅，你想一想，那么多无辜的人在爆炸中丧生，或落下终生残疾，他们又该抱怨谁呢？”这时，他会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对生活充满感激。”有一次，经常舞文弄墨、写诗抒情的他在电话那端莫名地感伤起来:“钟，你说，我们还有能见到和平的那一天吗？”
“人人都可能是自杀爆炸者”
离开耶路撒冷的最后日子忙乱而紧张，一个人打理着衣物、资料和书籍，有些疲惫不堪。终于将准备交邮局海运回国的包裹准备好，开着车兴冲冲地来到邮局附近，找一个路边，将车临时停放在那里。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丽贝卡正笑盈盈地向我走来。“我刚去邮局交完电话费，如果你需要，我就留下来帮你。”“你来的正是时候，这家单位的门卫说，如果我想把车停在这里，车里必须有人看着，否则他们会叫警察把车拖走，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车有可能是汽车炸弹。”
丽贝卡守在汽车旁，我抱着一个包裹，大步向邮局走去，径直进入邮局大厅，把包裹放在地上的一个角落，转身向外走去，准备去取另外一个包裹。没想到身后传来一阵铺天盖地的叫嚷声:“把包裹拿走，否则叫警察了！”我一时给搞懵了:“为什么？”“搬走，搬走，否则叫警察了。没有人知道你放的是不是炸弹！”“你们怎么能怀疑我是自杀爆炸者？我们中国人也是爆炸的受害者。”遭到怀疑，我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你们太敏感，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高声对邮局里的一群人进行抨击。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走上来，对我不善地说:“你干嘛那么歇斯底里？我们这个国家歇斯底里的人已经够多的了。”这时，门卫走上前来对我说:“任何进入邮局的包裹都要接受检查，对没有人看管的包裹叫警察引爆也是我们的规定。”我低头冷静一想，是啊，在西耶路撒冷，只要我不去听新闻，我感受到的更多是明媚的阳光，葱郁的绿树和花草，真正的恐惧是在人们的心里。想到这里，我的心情骤然平静了许多。“刚才你们给我上了一课。虽然作为记者，我写过很多反映你们内心恐惧的文章，但我毕竟是外国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局外人。”
丽贝卡对我说，巴勒斯坦人的爆炸使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囚徒，使他们在任何公共场所都要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而我则想补充说，冲突爆发后，以军的封锁则将巴勒斯坦人名副其实地囚禁在一片片支离破碎的土地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巴冲突又带上了某种“困兽斗”的色彩。这种互为囚徒的生活可想而知，哈纳涅的话又在我耳畔响起:“我们还有能见到和平的那一天吗？”
作者简介:钟翠花，女，2000年4月至2002年5月任新华社驻耶路撒冷分社记者，因采访若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要，发表大量反映流血冲突背景下的政治风云和百姓生活现状的文章而崭露头角。驻外期间，广交朋友，深入当地社会生活，用好奇的眼睛、开放的心灵和思索者的头脑来解读以色列这个创造了许多奇迹却难以从冲突泥潭中拔脚的犹太国的“前世和今生”，并逐步将视角转向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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