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容 简 介 

《地窖里的耳环》是以色列女作家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的自传体小说。女主人公拉海尔1922年出生在捷克城市穆卡切沃（今属乌克兰）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本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但挣脱了宗教的桎梏，并让拉海尔和她的哥哥妹妹到世俗的犹太学校接受教育。这使得拉海尔从小就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穆卡切沃被纳粹附庸匈牙利占领，当地的犹太人也受到限制和迫害。拉海尔的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二战后期，江河日下的纳粹德国直接进占穆卡切沃，并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运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拉海尔的母亲和妹妹先后被杀害。战争即将结束时，纳粹把集中营的犹太人押往德国本土作为人质，忍受了痛苦煎熬的拉海尔也被迫参加了这场“死亡行军”。幸运的是她和两个女伴成功逃出了队伍，冒充匈牙利人躲进了一个德国村庄，直到苏联红军解放那里。但拉海尔很快发现苏联的排犹情绪同样相当严重，她的两个女伴也不幸罹难。痛苦的拉海尔几经周折找到了战争中幸存的家人，突破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阻挠，辗转到达心目中的圣地——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在一个基布兹（集体农庄）定居。此时，第一次中东战争已经爆发。之后的日子也并不平静。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拉海尔唯一的儿子丹尼为掩护战友而牺牲。现在，拉海尔和她的丈夫泽夫在基布兹安度晚年。

《地窖里的耳环》文笔细腻，描写生动，以平实的文字把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欧洲犹太人所经历的苦难与挣扎逼真地展现出来。本书刚一出版，就得到了希伯来语文学界的一致好评，荣获以色列大屠杀文学奖阿兰·基龙奖的一等奖。一大批著名人物，如以色列前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94）西蒙·佩雷斯，美籍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86）埃利·威塞尔，约旦亲王哈桑等等阅读此书后都亲笔写信向作者表示慰问和赞赏。该书已被翻译成英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波兰文、德文、俄文出版，法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瑞典文和丹麦文译本也即将问世。

面对历史之镜的反思

（译者序）

    我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上课时，老师让大家谈谈什么东西最能反映犹太人的特征。有人拿出书本，有人拿出橄榄，还有人拿出钱包。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位同学从书包里掏出一面镜子，说：“我认为它最能代表犹太人。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却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能一直自强不息。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像照镜子一样，检视和反思着我们自己。我们从镜子中看到美好，就会追求更多的美好；我们从镜子中看到了丑恶，就会下决心消灭这些丑恶。”

    读者手中的这本《地窖里的耳环》，就如同一面镜子，真实地映射出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欧洲犹太人悲惨的生活景象。它无意描绘纳粹大屠杀的全景——600万犹太人（占世界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在短短几年里被有计划地虐杀，死者中还包括多达150万名儿童——而是通过最平凡最朴实的文字，向我们讲述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亲身经历。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仿佛能够亲眼看见集中营里的电网、毒气室和焚尸炉，亲耳聆听丧失亲人的犹太人绝望的哀号，亲身感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气氛。

作者揭露和批判的只是纳粹的暴行，并没有把所有的德国人都描绘成恶魔。她笔下的几位德国士兵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彬彬有礼、反感战争、追求爱情。这些情节不但显得真实可信，也更加发人深省：在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家，在一个产生了歌德、康德和贝多芬的国度，却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一幕，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作者不仅记述了大屠杀的经历，也向我们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犹太社区的日常生活和当地形形色色的反犹浪潮，提供了许多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回归巴勒斯坦故土的理想作为一种朴素的情感，两千年来深深扎根于各阶层犹太人（包括作者这样的底层人士）心中，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区别。越是在反犹主义猖獗的环境下，这种愿望便越强烈。直到二战结束后，以色列国终于宣告成立，犹太人重新拥有了他们的民族家园。而当犹太人满怀憧憬地前往祖先的故土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已经在那里居住着的阿拉伯人发生了矛盾，为延续至今的阿以冲突埋下了种子。

我曾问过作者：“匈牙利人欺侮犹太人；德国人屠杀犹太人；苏联人趁火打劫，害死了你的同伴；阿拉伯人则在战争中杀死了你的独生儿子。你仇恨这四个民族吗？”作者笑着摇摇头，回答道：“不，我并不恨他们。欧洲的反犹传统延续了两千年，匈牙利人只不过没能免俗罢了；德国人也并不邪恶，他们只是一时糊涂受了蒙蔽，做出错事；大战中苏联人对我们的帮助大于对我们的伤害，我们还是要感激的；至于阿拉伯人，既然我们注定要和他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应当和睦同居，有什么必要刀兵相见呢？”

本书能够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赛尔、佩雷斯乃至约旦亲王哈桑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的交口称赞，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作者从不试图煽动任何民族仇恨，只是希望制作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人牢记这段往事，加以反思。从更深的层面看，纳粹法西斯的暴行不单单是德意志民族的耻辱，也是全世界的耻辱，是人类相互杀戮的暴行完全失去节制的表现。但愿这本小书能使人们时刻警醒，避免重蹈覆辙；像《圣经》的《以赛亚书》所憧憬的那样，“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也不再学习战事。” 

2004年9月11日

译 后 记

2002年秋天，我刚刚度过21岁生日，就收拾行装只身一人远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求学。抵达以色列不久，一位老太太通过当地《最新消息报》上的一篇报道辗转找到我，寄来了她的自传小说，希望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当时我对大屠杀的历史并不算非常了解，对自己的希伯来文水平也不够自信，本想婉言谢绝。后来，在以色列朋友的陪同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受到很大震撼。那一幕幕悲惨的景象时常浮现在眼前，儿童纪念馆里对遇害儿童名字的呼唤声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荡。我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铭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也相信同样遭受过法西斯残酷屠杀的中国人民会对此产生共鸣。

此后，我又几次前往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凭吊；并多次登门拜访作者，当面请教。书中的希伯来文不算特别艰深，遇到问题也可以随时请教作者或老师同学。翻译工作持续了三个月，其间我一边修习希伯来大学的各门课程，一边还在准备北大的毕业论文，个中艰辛可想而知。繁重的学业压力和寂寞的异邦生活使我常常联想起父亲描述的插队经历，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也在那里每个人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正文中有两个经常出现的词汇令我难以处理。一是希伯来文Tsiyonut（英文Zionism）是否应该全部翻译成“犹太复国主义”。因为Tsiyonut不仅包括政治上的建国，也包含犹太文化、经济的复兴等含义。不过，“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译法，一时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况且，在本书中作者学习希伯来语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去参加建设犹太国家，文化复兴乃是为政治复兴服务的。还有就是对希伯来文Eretz Isra’el的翻译。这个词组直译应该是“以色列地”，是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称呼，但这个称谓并不顺口。以色列大使馆的材料将它翻译成“以色列故土”，也容易使人疑惑。一般的翻译是“巴勒斯坦”（英文译本也译为Palestine）。尽管我并不喜欢这个词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也担心有人将这个表示地区的词与还未正式建立的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巴勒斯坦国混淆，但这个翻译毕竟已经约定俗成，我也只得接受。因此，本书中的Tsiyonut都译作“犹太复国主义”，Eretz Isra’el大多翻译为“巴勒斯坦”，少数根据上下文翻译成“圣地”。这两个处理都得到了国内著名犹太学家徐向群先生的支持。

考虑到中国读者可能对书中涉及到的犹太历史、文化和习俗不甚了解，我还特地撰写近百条脚注作为补充。在翻译过程中，南京大学的葛静根据英文译本对译文进行了反复推敲，提出很多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说，没有她的辛勤努力，本书的翻译质量必定会大打折扣。荷兰莱顿大学的秦宁提供了不少二战时期欧洲情况的背景资料，确保了正文翻译和注释的准确。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首先应当感谢我的希伯来语教员徐哲平老师、王宇老师和以色列外教Ron Cohen先生，我在北大希伯来语专业学习中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凝注着三位老师的心血。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特拉维夫大学的张平老师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钟志清老师热情的鼓励和远在国内的家人真诚的关心。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Avishay Gottdiener先生和北京博爱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贺雄飞、周立峰先生为本书中文版的面世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人才疏学浅，书中错漏之处定有不少，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