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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战士的和平主义者
去年7月，刚刚在特拉维夫大学的图书馆给大卫．格罗斯曼的经纪人发完邮件，表达想去拜访作家的愿望，就接二连三接到以色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都是提醒我战争已经爆发，外出时要注意安全的。我虽感激他们的好意，但在之后的一个月中，却从不感到特别紧张。对我本人来说，除了取消出行海法的计划之外，日常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想想几年前层出不穷的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现在的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算是平静多了，各处的保安不再那么严格地搜身查包，在图书馆看书时也不会被拉出去搞什么防空演习。如果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和朋友聊天，大概只有在接触大学宿舍临时安置的北方难民时，才会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战争。 但大卫．格罗斯曼这样的名人在战争中显然更加忙碌了。他要接受采访、对时局发表评论，还主动去北部战区的防空洞里，为难民的孩子朗读童话故事。尽管如此，他仍然抽空给我打了电话，一方面感谢我翻译了他的作品；另一方面抱歉说最近的日程都排满了，而且很担心正在北部的儿子的安全。 之后，我们又在电话里交谈了几次，他的语气总是相当沉重。直到8月上旬的一天，格罗斯曼和另两位知名作家阿摩司．奥兹、A. B. 约书亚在电视上公开亮相，联合呼吁当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那天晚上他的心情似乎不错，主动向我提出：“我去Ramat Rachel（我考古的地点）见你吧。”他的乐观看来有些道理，因为停火协议很快便达成了，48小时后就将生效。我也努力准备与翻译的作品有关的问题，打算当面请教作家。 这天下午我沐浴更衣，等待大卫．格罗斯曼的到来，但等到的却是他的电话：“你看新闻了吗？”我反问：“什么新闻？”那会儿还沉浸在几千年前的世界里，对当下的事情有些迟钝。考古队员中虽也有刚从战场归来的，但他们从不讲述自己的战斗故事，而是立刻完成了从军官到考古系博士生的角色转变，重新投入到自己的“本行”中。 “我儿子战死了，”作家在电话那头缓缓地说，“就在停火前的最后一天。”我一下惊呆了，没想到他的家庭会突然遭遇到如此沉重的灾难，一时甚至都想不出合适的话安慰他。 “我今天恐怕没法去见你了，因为现在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格罗斯曼已经泣不成声，“他只有20岁……”我连忙说，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心情，请他节哀。他稍稍稳定一下情绪，说：“接下来一周我会在家处理乌利的后事。如果你有空，也欢迎你来。”
事情于是变得如此出人意料：我和大卫．格罗斯曼的初次相会，居然是在去他家吊唁这样的场合；而他的儿子乌利．格罗斯曼，我却再也无缘得以一见了。 客厅里坐满了前来吊唁的人们。主人夫妇强忍着悲痛，用尽量平缓的语气招呼着这些自发前来安慰他们的熟悉和不熟悉的客人。茶几上摆放着乌利生前的影集，既有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也有部队里的。照片中的乌利，文质彬彬、体态瘦削，即使穿着军装背着武器，也仍然像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从他的遗物看，他喜欢音乐、足球和旅游。 我又拿起桌上大卫．格罗斯曼为乌利写的那份感人至深的著名悼词。也许是受左翼作家父亲观点的影响，也许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家庭成员的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乌利确实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从不愿伤害任何人。他曾经向父母讲述，当他在检查站搜查巴勒斯坦人时，每逢拦下的车中有儿童，他总会尽力使他们平静，甚至逗他们发笑，试图让他们忘却这不愉快的经历。他总是提醒自己，他们怕他，也恨他，而且这仇恨似乎有充分的理由。 尽管乌利是所在部队中最左倾的，但大卫．格罗斯曼回忆说，他的战友们仍然尊敬他，因为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所有交给他的任务，并且乐于助人，以致他的父母担心他在战场上会不惜拼死相救自己的战友。而他们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这就是命运吧。”乌利的母亲米海尔抹着眼睛，向客人们哀叹道。
的确，乌利在他短暂的一生、尤其是最后两年多的军旅生涯里，一直都处在个人的性格、观点与似乎早已被决定的命运的巨大张力之中。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他崇尚和平，反对暴力；作为一名热爱生活的青年，他本该尽情地去享受音乐和运动；但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男人，他却又不得不和他们民族历史上那些天生神力的勇士们一样，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去守卫本民族的生存与尊严。作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乌利满腔热忱地执行每一项赋予他的使命，承担一名军人的责任；但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他又总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善待他所要警惕的对象和他们的孩子，希望消弥彼此间的仇恨。 到了2006年夏天，乌利的义务兵役期即将届满之时，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重燃战火，他于是也理所当然地被派上了前线，却再也没有回来。因此，我并不了解他在生命最后一个月中的心理状态。但毫无疑问，他这次所面对的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而不仅是先前在检查站中感受到的惧怕与敌意。他所担负的任务不再像检查站的搜身那样简单；真主党的士兵也绝不会对他有任何好感，不管他释放出多少善意。当然，战争的残酷也许容不得他有片刻闲暇去思考这些问题，他所能期待的就是早日停火，生活重新走上正轨——尽管在这“正轨”上，他也不得不努力去寻找自身意志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平衡点。 停火协议达成了，战争就要结束了，乌利却离开了。
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出租车司机问：“你也是去格罗斯曼家吊唁的？”我点点头。他便接着嘀咕：“这几天吊唁的人很多。大卫．格罗斯曼刚呼吁停火，他儿子就被杀了，阿拉伯人真是可恶。”我忍不住问道：“大卫．格罗斯曼好像很同情阿拉伯人的？”长期以来，作家的这一立场众所周知，人们也相信，他在电视上公开发表那些言论，并不仅仅是因为儿子正在服役。司机答道：“我不同意他作为公众人士的所谓和平主张——跟阿拉伯人谈和平，真是天真得可以啊！但我敬佩作为以色列父亲的大卫．格罗斯曼，因为他的儿子为国家献出了生命，是以色列的英雄。” 乌利战死后，在我接触的所有犹太人中，不管政治倾向如何，都对格罗斯曼一家表示同情和尊敬。作家的悼词被《新消息报》放到网上后（http://www.ynet.co.il/articles/1,7340,L-3291770,00.html），跟帖多达1000余条，基本也是安慰死者亲属的，而不像其他很多新闻下面，左中右派吵得不可开交的评论。即使最极端的右翼人士，也不会指责大卫．格罗斯曼一家贪生怕死，更不会对乌利的悲剧幸灾乐祸。就像那个出租车司机所说，乌利被人们视为以色列的英雄。 然而，现实中的乌利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也许不是马革裹尸还的荣耀，也并非参孙、大卫或是达扬、沙龙在战场上的丰功伟绩。他的军旅生涯始终被矛盾困扰着，他既义无反顾地承担着命运赋予他的使命，又小心翼翼地为心中的和平理念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只是他寻找两者交集的艰辛过程，他的同胞未必都能体会到，或者说，愿意去体会。他们记住的，只有乌利的牺牲，和他是著名作家的儿子。 至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早在黎巴嫩战争爆发后，便哼着小调，在店门口贴上萨达姆之后新的精神支柱——纳斯鲁拉的画像，在电视机前为每一发落在以色列北部的火箭弹欢呼，在表示出兴趣的游客面前兴高采烈地吹嘘真主党的赫赫战功。“直到停火前那天，他们还杀了19个犹太复国主义的魔鬼。”一个店主把我拉到门边，手舞足蹈地比划。我反问：“你觉得这些犹太人都是坏人吗？他们中也许有同情阿拉伯人的左派呢？”他有些扫兴，回答说：“犹太人只有两种：残暴的和虚伪的。” 我又想起乌利，默默走开。中东实在是个悲惨的地方：有些人生而沦为难民，即使他们的聪明才智毫不逊色；有些人生来便成了“叛徒”，尽管他们比那些指责者更爱自己的国家；而还有些人，无论他们多么厌恶战争和暴力，生来却必须当兵。当他们在理念与责任的冲突中苦苦挣扎，试图寻找自己正确的行为方式时，却未必能得到关注和理解；而当他们终于血洒沙场之时，同胞和敌人记住的，往往只是战死本身。这，大概也是中东的悲剧之一吧。 |